——访原开发区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李东云

三十五年前，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这一新生事物，在世界东方，中国大地上横空出世，它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势在平房内办“洋务”，在“笼子”内搞开发。李东云同志就是这个中国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开发区——广州开发区的“垦荒牛”，开拓者之一。他原是广州市委、市政府的机关干部，市委筹办广州开发区之始，就参与了一系列具体工作。后来，市委决定，他被直接调到了开发区。他曾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亲自见证了广州开发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西区到东区、永和区到科学城、生物岛以及后来的中新知识城（他未参与）创建过程。回忆过去，他激情澎湃，感慨万千，他十分钟爱开发区这片热土。记忆中有着数不清的，开发区开拓者们的故事。

1984，这里还是一片被称为“广州西伯里亚”的地方，蕉林滩涂，一片荒芜。这里除了甘蔗林、香蕉林，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这就是国家最早批准的广州开发区，面积为9.6平方公里的荒芜之地（即为现在的开发区西区）。几乎没人想到，35年后的今天，它会变成广州市的副中心，乃至南中国一颗璀璨的明珠。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而今已退休的李东云回忆道。

35年里，这里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里，有一批广州开发区的先行者，创建者，奋斗者；是他们，亲历了这一段不平凡的历程，与开发区同荣辱，共命运，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抛洒在这片热土上，无怨无悔。这里，每天书写新的业绩，每月塑造新的希望，每年创造新的辉煌。每一项方针、政策，每一个标语、口号都是他们行动的指南；每一个重大项目的签约，每一项突破性地方性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制订，都影响着全国的开发区，都是他们脚踏实地的见证。

现在，让我们放慢脚步，把时钟拨回到1984年，那些永远令人难忘的历史镜头……

广州开发区，争取来的“出生证”，必须办好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是设立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步，四个经济特区的开放，对当时中国的经济现状，开拓了几个示范性的样板，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看似平常却崎岖。现在看起来风平浪静，当时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使世界对中国的视角发生了改变。这是一个标志，外界了解到，中国不像过去那样闭关锁国、排斥商品、排斥外资。

经济特区的兴办取得了突破，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第二步的重大决策是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在这些城市兴办实行经济特区某些政策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当时国务院召开沿海开放城市座谈会议，讨论在沿海城市创办开发区，在讨论中没有广州市。因为广东省有了深圳、汕头、珠海等特区，广州再列为创办开发区，似乎不大可能。此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议的省政府副秘书长丁立松打电话向市委书记许世杰说明情况，问广州是否想办？如果要办，则需要市委向中央专报，努力争取才行。时任广州市委书记许世杰书记得知情况，第二天，就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专题讨论广州要不要办开发区的问题，市委常委一致表示广州要办开发区，积极争取。

开完会许书记找来邹尔康（负责研究室工作的笔杆子）和缪恩禄同志，要求起草文件，向中央提出广州要办开发区，直接电报给中央领导同志。李东云直接配合邹、缪二同志起草电文。晚上市委连夜把电文发给了中央。中央领导同志收到电报后批示给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大意是可支持广州的积极性，交谷牧同志在会议上研究。谷牧同志主持沿海开放城市座谈会会议，通过讨论，会议同意把广州列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兴办开发区。因为这一争取成功，广州也成为有资格兴办开发区的十四个开放城市之一，在会议纪要中得到了确认。因为这个机会是我们争取来的，如果办不好，将无法对中央交代，压力很大。时任广州开发区的第二副主任缪恩禄同志一直反复思考一个问题，三年两年能不能办起来？到底能不能办得好？经常与李东云等交谈，要大家出主意。“我当时想，既然有政策，我们又有香港为邻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天时、地利、人和，关键是我们这批人会不会干。当时我心里也没太大把握，因为没有实践经验。但牢记的是有中央的领导，只需要我们有一股勇气，一股闯劲，要建立必胜的信心和实干精神，摸着石头过河，勇往直前。”李东云回忆道。

1984年6月8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等领导陪同下，在横滘桥上研究广州开发区选址。站在横滘桥上眺望，远处是东江与珠江交汇处，右前方是新港码头，脚下横穿而过的是横滘河。当时陪同考察选址的还有时任广州市委书记许世杰、副书记朱森林，时任省委秘书长关相生，时任市委研究室主任缪恩禄、广州外经委副主任过沛南，以及广州市委办公厅干事朱秉衡等，李东云同志陪同参加了这一全过程。

省、市委主要领导在横滘河桥上现场讨论广州市提出的三个选址方案：一是，东至南岗涌，西至广州中石化、文冲一带，北至广深铁路，南至珠江和东江边，规划面积58平方公里。二是，36平方公里。广州的六月，烈日当空，谷牧、任仲夷同志头上戴着草帽，仍然汗水满面。站在桥上，看图纸，视察周围，谷牧同志反复询问横滘河南边的地形、地貌、码头等详细情况，眼睛紧盯着图纸上的第三方案，与任仲夷同志商讨，他对北面以横滘河为界，南至珠江和东江的交汇处，包括珠江中的大蚝洲岛，面积9.6平方公里，这个第三方案甚感兴趣。问任仲夷同志第三方案如何？任仲夷同志说，按照你的文件要有明显地域界限的要求，这第三方案适合。谷牧同志又问问其他领导有什么意见，大家都无异议。谷牧同志最后说，“那就是这个第三方案好，你们报吧。”当时李东云同志悄悄地对朱森林同志说，这个方案太小了，江中还有个小岛，不好用。仲夷同志听到李东云说的话，掉转头来，对李东云同志说，“哼，这9.6平方公里你能干好了，就不错了，你们就立大功了。”大家哈哈大笑，结束了考察。今天，开发区面积已比原来的三个方案中，任何一个方案都要大。一开始那种顾虑开发区能不能办起来？要求开发区有一个明显的地域界限，便于隔离，耽心失败的忧虑已完全烟消云散了，顾虑变成多余。

历史不会忘记，这里还有一个关于开发区最初的故事：1984年4月26日，广州开发区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在越秀区流花路120号东方宾馆召开。筹备领导小组的第一处办公地点选在东方宾馆副楼的一个会义室1262房。办公室的招牌是由朱秉衡用仿宋体书写：“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中文名称下面用蓝色墨水写了一行英文：“Guangzhou Economic ＆Technologic Development District”。

一年以后，有一个学英语专业的人士告诉朱秉衡，广州开发区的“区”，应该是“Zone ,”“District”是一个很大的行政区的意思，比如哥伦比亚特区、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像广州开发区这样的经济功能区域应当翻译为“Zone”,即园区的意思。但朱秉衡说不改了，即使错也错不到哪里去，将来说不准开发区真的发展成足够大的“District”。至今，全国的开发区中，仍只有广州开发区一直沿用“District”，而其他则全部用“Zone ”。

不久后，1984年12月28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奠基，上千中外宾客参加，“开发区速度”在创立初期便诠释得淋漓尽致！“如果让我来说说开发区的发展历程，我可以简单概括为六个字：‘敢闯’；‘牺牲’；‘服务’。”李东云激动地说。

敢想、敢闯、勇担当：创造多个全国“第一”

创业之初的艰难，是现在的我们所无法想象的。资金、人力、财物……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年广州开发区的初始开办费，是2万

元人民币！当时为解决筹备小组的办公经费问题，筹备组小组组长朱森林以广州市委副书记的名义，向市财政局写了一份申请，要求给筹备领导小组拨款办公经费1万元人民币。那个年代，万元户是少有的富裕水准，但1万元对于开发区的筹备而言，确实显得捉襟见肘。后来，在朱秉衡的请求下，朱森林在“一万元”的“一”字上面添了一横，便成了“二万元”。朱秉衡凭着这份申请，到市财政局领取了两万元，作为筹备小组的运作经费。2018年，广州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7603亿元，翻了3801万倍。

广州开发区，完全是在一种“敢”字下创办起来的，选址的问题敲定，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后，开发动工，接下来问题很多，与外商打交道，突出的是要解决土地的法律属性与项目，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去思考，去实践，要有法律意识去面对国际市场。尤其是土地，首先要解决土地如何符合国际上通行的办法，让外商如何合法取得土地的使用权，要有法律保障。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并着力解决的问题。当时德国的威特勒公司看准开发区的一个地方，即现在的保税区地块，要求包片开发。面积约1.02平方公里。威特勒公司要求，在法律上承认1.02平方公里土地所有权归他们所有，才能与我们签约。宪法规定，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怎么能归一个外国公司呢？这是我们当时没法回答的问题，没能达成协议。土地所有权，涉及宪法问题，我们都不敢轻易行动，怎么办？当时管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过沛南同志开会决定成立土地问题研究领导小组，研究开发区土地法律问题如何处理，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无法引进投资项目，无法实质性启动，开发区的建设也无法继续进行。当时研究小组由过沛南担任组长，副秘书长李东云担任副组长。条法处处长张显隆、综合处处长许宏安，规划、土地处处长陈乃吉等同志担任组员。开始了土地法律问题的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国内外调查，特别是对东南亚及香港的土地法律，占有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由李东云同志负责，起草了《广州开发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办法》（草稿），经领导小组讨论，组织专家论证，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将草稿的指导思想，核心内容，土地法律问题的突破点形成专题报告，以管委会名义报给国务院特区办。经由谷牧上报赵紫阳，赵紫阳同志批示，要求在与国家宪法不冲突的情况下你们可以研究、试验。《草稿》最突出的是提出了“土地使用权”这一新的概念。第一，把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分开；第二，把“使用权”之“出让”和“转让”分开；第三，土地的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分开。另外规定工业用地与商业用地的具体年限。国务院特区办根据赵紫阳同志的批示和谷牧同志的指示，在京会同国家土地局专门召开会议，对广州开发区提出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开的法律规定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统一了思想，一致同意，将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开，与国家宪法不冲突。为下一步立法打下了基础。李东云等迅速将起草的《关于广州开发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办法》提交市政府讨论。讨论通过后，成为全国第一家关于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开的法律性文件，为土地的商业使用提供了法律保障。这是全国第一个创造性的操作办法。深圳是解决了“商业用地”法律问题（但没有提出土地转让概念），广州开发区则解决了“工业用地”的法律问题，全国第一家。这实际上是土地制度的改革，一直沿用到今天。它，产生于广州开发区9.6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试验。但这仅仅是土地使用办法，属于单项规范性文件，没有母法为依据，就必须制定“开发区条例”。先定母法，又有很大的风险。市委把很多的权限给了开发区管委会。工商管理，土地问题，工商税务等问题都归开发区，包括项目审批。但开发区无立法权，虽然制订了办法，无法律效力。

广州市是副省级的市，市政府没权力拟定“条例”，这又是个难题。当时就‘条例’问题开了五次会议，七次修改还未确定下来，此时，李东云亲自到国务院特区办，还专门请教了国务院副秘书长顾明（曾担任周恩来总理的秘书，主管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和外经贸部条法司等，就如何制订母法《条例》，听取意见。市人大可以拟定‘条例’，市政府没有权力拟定。李东云是北京政法学院毕业（即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凭着他的专业知识和敢闯精神，冒着风险制订了《广州开发区条例》，与《条例》配套的还有七个规章，初步形成了广州开发区的法规体系（立法过程艰巨而复杂，不作详述）。

从立法权限、法律体例上突破，采用先由政府制订“试行办法”，以应急需，再由市人大制订《条例》，这样过渡办法解决诸多立法难题，设立了开发区法律制度架构，将行政管理、工商、税务、土地管理等全部规范，全国的开发区包括上海浦东新区、天津、大连等开发区基本上按照我们的版本克隆，制订各自的地方法规。广州开发区为全国创建了第一个“开发区条例”，不论从时间、内容都为历史所记载，为全国开发区建设发展的法律框架奠定了基础。广州开发区不仅是全国第一个成立了《条法处》，李东云同志担任首任条法处处长，还是第一个成立了开发区的广州市检察院开发区检察庭、广州市中级法院开发区审判庭。仅有条例是不够的，还须有配套的执法机构，广州开发区是全国第一家提出成立开发区法院和检察院的开发区。从立法到执法，都有配套的机制。广州开发区第一个设立律师事务所，第一个办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第一个和香港律师事务所合作，进行项目审查。宝洁公司发现的有关问题就是开发区律师事务所进行处理。第一个提出了立法先行，依法治区的口号。广州开发区立法先行，依法治区这一口号，与现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依法治国的法律制度一脉相承。

除此以外，还创造了全国若干个“第一”：广州开发区第一个提出建立外商企业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构建外商活动中心，李东云同志提出了“一张嘴、两条腿”和“马上就办”的服务原则。九十年代开发区第一个实行机关大部制改革，机关内设的局实行“多块牌子，一套人马”。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江泽民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到广州开发区考察，李东云和过沛南陪他参观，看了以后很惊讶。他高兴地说：“你们有这个机构很好”。他问陪同他来广州的上海一位副市长：“我们能不能干？”副市长说，完全可行。回去后即在上海召开了万人大会，宣传并学习广州经验，当时影响很大。

广州开发区为全国开创了若干个“第一”，包括后面很多个先行的例子。在机构改革等很多方面广州开发区都是走在全国前面。这些突破性改革创新，都是“敢”字中的小故事。没有这个“敢”字是绝对做不起来的。

二

宝洁公司是合资企业，是我们引进的制造业第一个大的项目。关于合资公司在产品销售方面国家有明确规定，外销70%，内销30%。但宝洁恰恰相反，他们要内销70%，外销30%。国内市场空间大，他们来投资主要是瞄准国内市场。那时，大家都不敢拍板。既不能违反国家强调外汇平衡的规定，又不愿放弃来之不易的投资大项目，当时宝洁的态度很明朗：如不答应这个条件他们就不进来，3000万美金的投资啊！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项目，而国家强调的是创造外汇收入，怎么办？李东云建议由企业自求外汇平衡，我们批文中不提内外销比例。过沛南说：“这样可以啊！”，于是我们与宝洁商议外汇“自求平衡”这件事，当时仅为这一条都磋商了近一个月。宝洁请示公司总部后勉强同意。我方上报国务院特区办，经多次进京请示，李东云与特区办副主任张戈从认识到熟悉，争取他的支持。最后，特区办指示，你们备案，报到广州市政府同意就行。缪恩禄主任反复研究了批复文件的表述，在文件上签了字，最后对李东云同志说：“行啊，咱们就冒一下这个险吧！”

上报市政府之后，大家都不作声，默认了。现在想来，当时不知需要多大的勇气去做这件事啊！要有多大的担当精神啊！这里也体现了一个“敢闯！”字。宝洁项目是由市轻工局下属广州肥皂厂参与合作引进的，轻工局一直要求开发区土地价格一降再降，要我们吃小亏，占大便宜，抓住项目。因为土地价格已经降到很低，大家都不太敢再降。缪恩禄主任召开现场办公会。为此事要大家都献计献策，同意适当让步。缪恩禄称之为“蚂蚁政策”，即先给企业好处，当他们尝到了甜头就会主动来投资。大家都要统一思想，行动一致。后来的许多事实证明了“蚂蚁政策”是正确的，但如果没有胆识也是不行的。

由于当时政策尚不允许独资，而开发区没有老企业，一片空白，没有引进外资的载体，只能吸纳广州市的同类企业。而这些方方面面，都需要有一套具体的规则，操作办法，要有敢闯敢干的精神去探索。广州肥皂厂与宝洁的合资，是很多外资企业引进过程的一个缩影，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这都是在一种“敢”字下，才能达到的效果。

勇于牺牲：在艰苦环境中摸爬滚打

开发区成立初期，开发规模不大，经济体量很小，主要任务是投资环境建设，即“三通一平”（通路、通水、通电、平整土地），修路、建桥、盖房子、盖厂房，铺水管、铺电缆……能够组织回来的财力、物力主要投放到基本建设中,国企经营需要的必备资源一片空白，几个国有总公司基本上是白手起家，经营资金百分百靠管委会支持，靠银行贷款。那时候，开发区管委会的临时办公楼是租用的，位于临近新港码头的海员俱乐部。

当时黄埔大道正在修路，上班要坐车三四个小时，七点钟出发，十一点多才到开发区，已是午饭时间。没有车辆代步，去工地都是步行，“我的一双解放鞋，走路时不小心掉下水中，取不出来，只好赤脚。工地有很多水，到处是泥泞水滩，光脚走路很平常。很多时候，到了午饭时间，想买个盒饭解决肚子饿，却没有地方去买。自己上班时带了面包，啃一些就算是午饭。风沙很大，戴着口罩去上班（干活）。总之，要克服很多困难。”李东云回忆着。

记得1984年第一个春节，当时没有饭堂聚餐，更别说大的餐厅酒家，如何吃年饭，成了领导和员工们共同面对的小难题。大家想办法，自己找了十几个小炉子，就地取材（柴火），买了一些肉类，蔬菜等食材，在工地搭起了锅灶，用锅仔煮了简单的菜肴，算是过了一个简单的春节，而并非像我们现在有很好的酒店可以大联欢。这是时任办公室副主任的朱秉衡和他公关部的叶明同志想出来的办法。有一些外地调来的干部，住在开发区，当时开发区没有菜市场，没有百货商场，他们住的只是一座空楼，很多基础设施都在建设中。普晖村现在很漂亮，当时却很简陋，在艰苦环境下的创业故事不计其数。李东云等很多人牺牲在市区工作的安定，而为了开发区事业，甘心去垦荒。

广州市的汽车产业有今天，离不了开发区无私的贡献和全力支持。当时的标致汽车厂亏损严重，濒临破产，受到国务院、机械部的批评。要发展汽车产业。市委讨论，两种意见，一是投三个亿，让标致继续经营；另一种意见，因车型落后，缺乏竞争力而不同意继续支持标致。就在此时，美国通用要在广州建造发动机厂。李东云当时问赵春华，通用仅是搞发动机厂吗？赵春华说，他们不回答此问题。李东云分析，搞发动机厂不是他们的目的吧？亲自去见了通用的项目经理，洽谈中好容易逼出一句话：“我们从战略考虑，是（全球）战略布局。”李东云问：“具体是什么样的战略布局？我想了解。请你们把这个战略部局阐述一下，我们好配合你们做好这件事。” 对方：“我们想在南美等地分别办一些整车厂，实现我们在全球的规划。”李东云：“那你们是否考虑在广州也办整车厂呢？”对方：“这是我们战略的内容之一 。”李东云与经发局同志意识到发动机厂是为整车厂服务的，他们纯粹是为了经济利益嘛！如果搞发动机厂，国内有市场但不能给他们，通用只能外销。因为建整车厂，必须要有一家具备生产汽车资质的企业合作，才能谈到合资办整车厂。随即安排东进公司陈益平及公司财务人员把标致的情况做了深入细致的了解，得知标致的亏损非常严重。在标致汽车厂，从法标中聘请的十二个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相加，相当于标致厂所有员工工资总和；住花园酒店，每天上下班专车接送等等 ，这也是他们成本太高，造成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此，李东云经请示王德业主任同意，以广州开发区汽车项目研究小组的名义向市委写了份建议报告，（项目研究小组是由李东云、陈益平等几个人组成）。建议报告的题目是《广州轿车必须走变更合作伙伴，更换车型，走规模化发展路径》的建议。报告主旨以通用替代标致，经研究决定，市委同意项目研究小组的意见，标致退出，换上美国通用。本已水到渠成，岂料阴差阳错，国家计委另有选择合资对象，日本本田以高速度、高效率，来广州洽谈。市委为了充分利用开发区资源抓紧发展汽车产业，任命李东云同志兼任广州市人民政府汽车办公室副主任。

广州开发区借出300万元的开办费，又借资一千万元给汽车办和外商谈判，做广州汽车引进的前期工作费用。开发区专门成立重点项目办公室，由李东云秘书长分管。因为标致不在开发区的范围，而且是在亏损状况下与本田更换，意义重大。李东云是谈判主要人员。后来陆续引进了丰田，两块“田”（本田、丰田）等汽车企业落户广州，其产值、税收在广州市所占比重高达四分之一或以上。汽车业是广州的支柱产业，占领整个广州工业产值和税收的半壁江山。为了广州市的汽车产业发展，开发区出力、出人、出资金，以小我服从大我，局部服从全局，牺牲自我，支持母域。开发区管委会如此作为，实属难得。

服务企业，是政府永恒的主题

一

“一切为了投资者，一切为了群众（人民），一切为了企业。”这是广州开发区在针对招商引资、企业筹建、企业服务等各个环节中提出的“三个一切”。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是开拓者们在实践中总结、体验、运用于实际工作的真实写照。

衣食住行，是每个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从外地来开发区上班的员工，包括康师傅，麦芽、三夌公司等诸多企业，附近没有固定住处，到外面租赁房租不菲，初来乍到工资还没着落，如何能让他们安心在这里上班？招商引资、企业筹建、投产开工等等环节都需要大批配套的人力去实现。于是，开发区管委会立即着手解决员工的住宿等困难。专门投资修建了职工宿舍即后来的员工楼。当时没有手机等通讯工具，为了便于员工们和家人联系，业余时间读书学习，以及平时的生活需求，管委会特别配备了多部电话、图书室、条件较好的洗澡房（浴室）等等，让他们能够在下班后得到充足的休息，增强其归属感；为他们与家中联系提供通讯方便。每年春节时都有一些员工因工作需要回不了家，开发区的领导们带头给员工送去新年祝福，轮流值班和员工们一起包饺子，组织多姿多彩的节目、文体活动，以丰富员工的节假日生活。当时管委会主任缪恩禄和秘书长李东云等领导们经常一起慰问员工，送节日礼物，倾听员工意见，开座谈会，等等，干部与群众结成了鱼水般的情感。

二

如何更好地服务企业，又是一大主题。招商引资是开发区的生命线，每个人都是招商员。在永和片区构建外商企业活动中心，为企业排忧解难。当时与“十字区风”（开拓、求实、廉洁、效率、文明）同样流行的是企业服务“八办”方针：符合条件立即办，材料不全帮着办，外来投资优先办，重大项目联合办，多头管理协调办，上报审批协助办，群众有难上门办，跟踪服务主动办。这就是开发区人为企业服务的方针和指南。每句话都落到实处，企业有困难，第一时间去解决，提出对策。当时企业室主任吴少斋同志说，为了企业，我们“多跑腿”，免得企业“跑断腿”。

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谈判中，有太多的故事。其中关于光宝公司引进的过程，李东云记忆犹新。他让随同被采访的郑锋处长，略略讲述了故事的片断。“引进光宝时，对方要求警察开路。虽然要求有些高，但光宝不进来，也会影响其他企业落户的决心，尤其是台资企业。我们答应了对方几乎所有的条件，终于达成协议。最后一次签字仪式从下午两点一直谈到晚上十点多。快到十一点了，大家还没吃晚饭，饥肠轱辘，在东园宾馆点了盒饭，十一点多钟才开始用晚餐。整个谈判过程很复杂，最后签字已是晚上十点多。这只是当时与光宝谈判过程的一个片断。”还有个小插曲，李东云主任鞋子穿坏了，郑锋建议买双新的，“试好穿上新的鞋子，我建议把旧的扔了吧！”李主任说：“不行，还要带回去缝补好换着穿。”于是把旧的鞋子包装好带了回去。这些细节在当今是不可思议的事。而在开发区艰苦创业的过程中，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整个招商过程，李东云主任想了很多办法，受了不少委屈。郑锋深有感触地说。

企业筹建，供电先行。当时在供电方面遇到了一件极具风险的事：随着企业不断增加，用电负荷也在增大。3万5千伏的变电站要升级为11万伏，当时因为变电站转供电要停电七天，而停电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产值和产能要受到直接影响。很多企业像麦芽公司，康师傅等工厂停电一天，便是几十万甚至更多的经济损失；而停产七天，对企业和开发区的产值和经济效益更是损失巨大。冒着风险研究对策方案，我们当时在技术上艺高人胆大。恒运电厂负责供电，我们研究的结果，可以考虑用直供电来代替交流电。而直供电反转过来，对电厂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在技术、智慧与决断合力的正确指导下，顺利解决了七天的供电，生产与变电升级两不误。这其中太多细节，一言难尽！郑锋沉浸在回忆中。李东云一旁听着，他押一口茶，不时发出朗朗笑声。“现在要抢救开发区创业历程中的宝贵资料，建议办一座开发区博物馆，我可以把自己所有的资料捐献给广州开发区博物馆。”李东云声情并茂地陈述着自己的观点。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出生于江苏的李东云，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是70后，向80后奋进的开发区人。每天看书学习，记忆清晰，说话音调响亮而富有节奏、抑扬顿挫、铿锵有力。他紧跟新时代，发现新事物，研究新事物，让人不禁想象年轻时的他，那种敢想敢闯，敢做敢当的拚劲；同时，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无数开发区人吃苦耐劳、团结奋进，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品德，这也是当年广州开发区开拓者们传承至今的宝贵精神。

35年，挥手之间。如今的广州开发区早已从原来的荒滩蕉林发展成为全球500强争相进驻、最具竞争力的标杆。2018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7603亿元，跃居全国工业百强区第2；创新指标居全国开发区第一，集聚科技企业突破2万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2000家，建成华南地区最大的科技企业孵化加速载体。一个新兴的现代化工业园区，一个技术先进的经济群体，一个文明繁荣的人文社区，正向世人展现其绚丽的崭新风姿。

（结束）